开国中将吴信泉与俞惠如，育12子女，周总理戏称是“航空母舰” “1960年12月，北京怀仁堂的灯光下，周恩来笑着低声说：‘俞主任，你这一艘“航母”带了十二艘护卫舰，可了不起！’” 那一晚的玩笑很快传遍军内外。“航母”两个字之所以能贴在俞惠如身上，并不是因为她舞步轻盈，而是因为她在战火与饥荒之间，硬生生把十二个孩子带大——这在军队系统几乎没有第二例。人们只看见舞池里衣裙轻摇，却少有人回想，二十年前她曾在皖东北的黑土地上拽着门板当产床，险些把命丢在重阳节的凌晨。 回到1930年代。安徽五河县，商号俞家的柜台后，总是排着九个女娃。父母盼儿心切，给第九个女儿取了一个直接到骨子里的乳名“小九子”。谁料，正是这位“小九子”，十二岁那年扛着纸糊小喇叭跑上街头，喊出了自己一生的方向——抗日救国。 1937年她成了“五河女子宣传队”队长，第二年当了“战士工作团”宣传委员。不到十五岁，已经可以独立主持万人集会。老乡们形容她“嘴里像带着鼓点，说一句就能把人心敲得热起来”。 而吴信泉，此时已是二十八岁的八路军第二旅政委，背后是血与火的长征和两次重伤。他带兵进驻魏营区那天，欢迎会领导缺席，俞惠如被硬推上主席台救场。十分钟脱稿演讲，声若洪钟。台下的吴信泉回忆：“那姑娘一口气不带喘，像机关枪。” 相识后的一个月，两个人在同一院子里办公——他管政治工作，她管宣传演出。傍晚练口琴，他吹《松花江上》，她跟着合唱，院墙外战士们的掌声像连绵炮声。有意思的是，真正促成这桩婚事的，却是第二旅政治部主任李雪三。他把俞惠如叫到屋里，劈头一句：“小俞，你看老吴行不行？”少女脸红得像炕头的红薯，只回了三个字，“我再想”。 接下来的三个月，她观察得比侦察兵还细：清晨操场上，吴信泉永远跑在队伍最前；夜里篮球场，他能精准抢断比自己高半头的北方兵；指导宣传队时，他先点评错误，再亲自示范口琴伴奏。从文到武，一样不落。最终俞惠如点头，婚礼选在1940年12月22日，地点是换防中的临时驻地。门板拼成双人床，稻草垫在木板下，这对新人在机关操场上发了半包糖，算是庆贺。 结婚后，他们聚少离多。1941年10月28日，重阳节前夜，俞惠如在老乡厨房的地面上生下第一个女儿。孩子横位难产，接生婆急得直哭，最后靠吴信泉从身后抱起妻子做深蹲，才让婴儿被硬拉出来。母子俱虚脱，强心针才抢回一条命。弹指十年，她又在齐齐哈尔、齐县、通辽等地陆续生下十一名子女。她常对部下打趣：“我的产房跟着战线移动，地图就是产检单。” 1946年春寒，吴信泉为侦察线路，骑在蒸汽机车头顶迎风一小时，下车即剧痛晕倒。电报送到俞惠如手里，她硬是搭乘一辆轧道车，颠了十几个小时赶到郑家屯。好不容易把丈夫从鬼门关拖回来，转眼她和孩子又感染了痢疾。能够救命的三粒药，她给了儿女两粒，剩下那一粒掰成两半，一半喂给自己，一半留给还在前线的丈夫。 1950年代后，两人岗位稳定。俞惠如兼任东北军区幼儿园主任，白天布置教学，夜里写计划书；家里一溜十二张小床，好像排枪。国家困难时期，白菜叶、玉米面、小球藻成了餐桌标配。她曾因长期饥饿浮肿，医生让补营养，她却笑着说：“浮肿病能买两斤黄豆，孩子们有口豆汤喝，我值。” 对孩子的家规异常简单：父母未到，不许动筷；第一份工资，必须上交家庭“总会计”——母亲。几个当兵的儿子拿着津贴往桌上一放，转身出门训练，俞惠如只留一句：“行了，都滚去干活。” 1960年那场舞会后，“航空母舰”成了俞惠如的正式绰号。毛泽东听闻也乐呵：“既是航母，又是英雄母亲。”可她自己不太在意这些称呼，只在笔记本上写过一句：“一船人能安全靠岸，比什么都体面。” 1990年，金婚。年过花甲的吴信泉常为妻子鼻衄四处刨草药，把“止血草”揉成小团塞进她鼻孔；俞惠如则每月省下零花钱买人参，熬成苦得发涩的汤，哄他喝下。有人打趣：“你俩都升将军了，还这么抠？”吴信泉回答：“年轻时欠她的，晚年慢慢补。” 2000年春，吴信泉病重。俞惠如整个月没合眼，病房里除了吸氧声，就是她轻声的安徽小曲：“弯弯月呀照九州……”中将闭眼那天，她把军帽抚平，放在枕边，轻叹一句：“老吴，队伍集合完毕，你先走，我殿后。” 此后多年，俞惠如依旧在卧室里摆两只牙刷，两双拖鞋，衣柜里挂着一件熨得板正的旧军装。门一开，仿佛他才刚下夜班。没有谁再喊她“航母”，她只是照例巡视那艘看不见的巨舰——确认锅里有饭，孩子们都安好，灯火仍亮。